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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如何为儿童和文化创意产业营建友好城市(两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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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如何为儿童和文化创意产业营建友好城市(两则)

Citipedia 规划师杂志

本文授权转自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ID:SustainableCity),欢迎关注!

那个蹲在街角抽烟憋论文的人,


那个公园里寂寞地荡着秋千想文案的人,
那个深夜小区门口醉酒呕吐的人,
那个公交末班车上突然眼圈红起来的人,


那个办公桌前隔着微信看着宝贝吹灭蜡烛的人,

那个高楼里唯一亮着的灯下准备PPT的人,
那个独自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人,


我们一起翻开那本书好不好。 

《Citipedia 城事一览》

我们作为专业志愿者,

秉承共同理想,
帮助中国可持续发展...

也帮助奋斗的你。




编 • 辑 • 团 • 队


原文/Mimi Kirk、Rebecca Greenwald、Yvonne Lo 

翻译/孙艺笑    文献/叶倩

编辑&校验/众山小、相欣奕   排版/张琪


城市

交通

导  读


大都市极富魔力也无比势利,它们持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年轻人纷至沓来奉献才华促进繁荣,却以无形或有形的方式把儿童和老年人拒之门外。纽约伦敦如此,北京上海也概莫能外。然而城市化的星球之上,大多数孩童都是城市居民,十几亿儿童正在城市中成长。城市的“儿童友好性”不容回避。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过去一年中,“为儿童设计城市”的话题绵延不绝,既有丹麦比隆儿童之都的榜样,又有中国长沙、深圳儿童友好城市的规划探索。最近由Arup公司发布了儿童友好城市设计导则,其中列出了为孩子设计城市的诸多细节。报告明确指出,当地社区居家附近是营造儿童友好城市的关键,在城市中心区建设超大型游乐场或公园却可能南辕北辙。阅读则一,并进一步索取文献深入学习,势必为现下中国城市空间与宜居性提升大有启发。则二关注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城市房地价格水涨船高的同时,如何确保作为城市活力小火苗的文化和创意产业不至于受到冲击乃至于被扼杀?一方面城市要吸纳新居民和投资,另一方面要对增强城市魅力的文化和创意产业加以保护。应对这一棘手问题,伦敦、旧金山、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采取了有效措施,用以挽留珍贵的城市文化资产。逐一勾勒重点,以供业内人士参考。


则一

如何为儿童设计城市


原文/Mimi Kirk        翻译/孙艺笑          


图一、当前近十亿的孩子在城市中长大,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关注了孩子的成长需求。


有一种叫做“蚊子”的设备(https://www.compoundsecurity.co.uk/security-equipment/mosquito-mk4-anti-loitering-device),能够发射高频令人生厌的声波,只有少年儿童才能听到。此设备发明的初衷是为了阻止孩子们跑到街道或者公共空间玩耍(有些零售商家为阻止儿童入店玩耍,也尝试使用类似功能的设备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jun/06/arts.australia)。为此英国第一位儿童专家AI Aynsley-Green爵士称之为“一种针对儿童的密集超声波武器”,并以此为例认为英国对待其年轻居民的态度存在根本性错误。他在2010年指出,“英国是对儿童最不友善的国家之一。”


如果城市能够鼓励孩子使用公共空间,而不是通过各类设计为其设置种种限制,结果会怎样呢?在城市设计中考虑年轻人,尤其是满足他们户外空间活动的需要并提升安全条件,鼓励社群之间的互动,这业已成为当下全球关注的问题。2050年之前,约70%的人将居住在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今时今日就有超过十亿的儿童正在城市里成长(参考文献1,如需下载请公号后台留言索取)


更好的设计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更健康的成长,同时还将惠及其他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和老年人,因为这些人群的活动范围都极其有限且活动速度缓慢。此外,致力于谋求孩童的幸福,得以让决策者团结起来,达成共识,即便在其他方面矛盾重重。


然而城市中孩子们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塑造城市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在旧金山这种生活成本高昂的美国城市中,儿童居民的比例下降到13%,城市的繁荣导致儿童比例相对下降,这就让城市进一步沦为“更加冷酷的地方”。Citylab的Richard Florida去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换一个角度看,在与犯罪和贫穷作斗争的城市中,青年人常常被视作一种威胁。比如,巴尔的摩的青少年暴力问题,成为该市领导人的心腹之患。”


图二、伦敦市中心的社区花园为当地家庭提供户外活动场所 图:John Sturrock/ Arup


美国非营利组织KaBOOM!致力于为贫困儿童提供社区游乐场所,其副总裁Amy Levner认为过去一年针对儿童友好城市的探讨极为热烈。最近由伦敦设计公司Arup发布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则对这一话题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由大型跨国公司承担,这着实让人兴奋”,Amy Levner说,“这证明此换题不仅得到了来自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还对更广阔的受众产生了影响。”


那么以孩童为中心的城市设计意味着什么?最近出版的Arup公司报告(参考文献2,如需下载请公号后台留言索取)明确指出,这不只是建更多的游乐场,对这些设施加以维护和保持才更加重要。报告着重对儿童友好城市设计的两个方面加以探讨:日常自由活动和儿童基础设施。


日常自由活动是指孩子们在没有成年人监护的条件下步行或者骑车安全前往学校、娱乐中心、或者公园的能力。而“冰棒测试”(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5/aug/21/city-good-children-popsicle-test-crime-property-play)就是检测这种能力的一种有趣方法。它通过判断孩子去往店铺买根冰棒走回家的过程中,手上的冰棒会不会融化来判断儿童在城市中的出行能力。儿童基础设施关注城市空间和街道网络,看它们能否让城市对儿童更友好,并鼓励其日常的自由活动。


“当我们在城市中创建庞大的公园和博物馆的时候,只有少量儿童能够使用它们。但如果我们在城市之中建设更多更小规模的此类设施,那么更多社区就能够从中受益”。


儿童友好城市设计的策略通常专注于可步行性的提高以及对汽车主导地位的削弱。作者建议采用诸如更宽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人行天桥等措施作为干预,并且指出类似于巴塞罗那的“超级街区(superblocks)”是很好的范例-城市中只有外围允许车辆通行的方形区域,为行人和自行车骑行者留出巨大空间。


报告还主张建设更多公园,比如智利圣地亚哥的Bicentennial儿童公园,遍布整个城市并同时为穷人和富人社区提供连续的绿地以及娱乐场所。“野外空间”也受到了青睐,这里孩子能够在大自然中玩耍。鹿特丹也在一个城市公园中设置森林区域,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聚会、举办篝火活动和使用木筏,甚至可在此露营过夜。


其他推荐的措施包括促成创意游戏的公交车站和电车站,比如在新加坡的一个公交车站试点,设有一个秋千和供阅读的书籍。报告中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策略,从社区花园种植到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比如能够在洪水和干旱条件下都可供人使用的雨洪公园。


Arup报告认为,所拥有的共同愿景是:最有效的干预措施通常是在围观的本地层面实施的,比如宅前和社区。通常“儿童在其住宅前院空间(或居家附近)所开展的日常自由活动和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至少占到其所有活动的25%以上。”关注当地社区宅前环境,也意味着能让更多的儿童受益于友好改善措施。


图三、中国城市迁安三里河畔的生态走廊深受年轻人喜爱 图:Kongjian Yu/ Arup


报告还认为,在繁华的城市中心区建设的大型的游乐项目对城市家庭而言通常意义不大。“当我们在城市中心创造超大公园和博物馆的时候,只有特定的一部分儿童能够使用它们”,Bernard van Leer基金会执行董事Michael Feigelson说,该基金会致力于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知识的生产与共享。“但是如果我们在局部建设规模较小数量更多的此类设施,更多的社区就能够受益于此。”


包括布法罗(Buffalo)、纽约和德克萨斯州艾尔帕索(El Paso, Texas)在内的城市正在大力投资建设儿童博物馆。这些可能成为游客的目的地,但Levner市中心此类耗资巨大的大型儿童游乐建设项目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危机。“这些解决方案经常是在具有很强政治意愿和融资能力的地区实施。城市会关注此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市中心空间项目,但是通常只供那些可以负担得起的群体使用,对更多儿童及家庭产生了排斥。”


Arup的报告主要着眼于发达国家城市的儿童友好性发展政策;儿童友好设计在低收入国家可能更难实现,然而这些国家正在经历着快速且无序的城市化过程。“人们通常认为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高密度的,包括贫民窟。但实际上它们在以低密度的形式进行疯狂的扩张,并产生一系列后续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城市规划专家Jens Aerts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其城市开发通常很不集约,也很难通过改变城市环境而使其对儿童更友好。”


报告建议将儿童和家庭纳入城市规划过程的考虑,Alerts还指出这对低收入国家至关重要。“关键是打造儿童友好的社区生活和互动,”他说“这意味着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比如定义儿童和家庭可共享的空间,儿童友好的城市规划,设计儿童友好的基础设施并通过政策推动儿童友好的标准制定。”


“如果你在报告中罗列了很多内容,却并未得到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儿童服务业的足够重视和支持,那么成果会大打折扣。”


Arup提出的思路是否充分?温哥华前首席规划师Brent Toderian是一名在城市中心区通过城市设计促进家庭和谐生活的倡导者,他认为报告中缺乏对住房开发和服务标准的内容。他说虽然那些致力于实现美好家庭生活的城市设计是有益的,但报告中对于公共领域的关注忽略了不同收入家庭对于不同价位住房的需求,以及日托、幼儿园和学校等基本支持。“如果你在报告中描述了很多内容,但却没有得到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儿童服务业的足够重视和支持,那么成果会大打折扣”他说,“好的策略需要兼顾三个方面。”


虽然Arup公司的Jerome Frost认同开发商和儿童服务业支持的必要性,但他反驳说,首先还是应该更多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并最终达成Toderian所陈述的愿景。“最初的投资,应该找到切入的抓手,那就是可以创造价值与回报,并能帮助资助经济住房和公共服务的项目,以使城市儿童受益。”


根据Feigelson的说法,另一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为儿童的健康和幸福而提供优质的公共空间的价值不应被低估。因为这一修复过程更简单且成本低。


“当你不能轻易改变存量住房,那么在住房周边增加绿色空间,以便家庭外出社交,也能够产生巨大影响,”他说。“修建更大规模的项目则可能会花费更多时间和政治成本。从相对容易、低成本并且效果明显的项目着手,能够更好地引导对于这一话题的深入研究。城市领导者需要建立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完成目标。”


我们”The Kids’ Zone”项目由Annie E. Casey基金会资助。



则二

创造空间:城市如何保护有价值的文化资产?


原文/Rebecca Greenwald、Yvonne  翻译/孙艺笑          


图四、Frank Turner 演唱会 图: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13年,奥斯汀当地最受欢迎的酒吧和音乐场所之一,Cheer Up Charlie’s的所有者Maggie Lea发现自己竟然被强制驱离。当Lea和合伙人Tamara Hoover在2010年开始经营餐车的时候,东6街还是一个荒凉且毫无夜生活可言的地区。而开业三年后,Cheer Up逐渐演变成东奥斯汀对LGBT(同性恋)最友好的场所典范,其五彩的壁画和灯光,价格适当的鸡尾酒,夜场的音乐表演,这些都为其带来了不错的利润。与此同时,东6街也逐渐成为了城市最受欢迎的夜间生活场所之一,并且很多新的乡村音乐酒吧、餐厅和小酒吧陆续在周边开业。当Lea和Hoover问及为什么被要求离开这里,房东声称从他们的酒类销售税记录中他意识到这个生意十分可观,所以房东想要模仿Cheer Up的概念和名声来自己经营。


Cheer Up的故事最终以积极的结局收尾。它迁到了奥斯汀Red River文化区中一个更大的场地中,并由包括Solange和Real Estate在内的艺术家驻场。但是其他的文化空间就没有这么好的命运。世界很多城市的标志性艺术和音乐场所都成为了他们自身成功的受害者。随着全球城市都在面临房屋负担危机,例如在香港,住房开支是其中位年收入的18倍,而在多伦多,房地产价格仅在2016年一年就上涨了32%。这些城市正在经历它们文化基础设施、创意工作坊和表演场所的灭绝。仅在过去的十年,伦敦约有50%夜总会关闭,35%的草根音乐俱乐部歇业,并且30%的音乐家工作室面临着在接下来五年中不得不关闭的威胁。而一份2015年的报告显示(参考文献3,如需下载请公号后台留言索取),奥斯汀的音乐家已经不能支付住在这里的成本!讽刺的是,这座城市是以“世界现场音乐之都”闻名于世的。


随着人口增加、新资本的介入、缺少足够的住房供给,同时规划政策的局限性且不合时宜、私人开发企业的缺乏监管等一系列因素,正在对城市的文化和创意产业产生影响。这些文化创意产业的经营者多数是租房者,而非房屋的所有者。所以面临这些外部压力时,他们显得十分脆弱。而其中受到最大风险的是文化生产空间:可负担的艺术家工作室和彩排空间,如布景设计仓库和手工艺工作室等创意空间,以及草根文化场所等。这些空间塑造了城市创意产业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服务于文化产业的研发。


随着城市失去了他们的创意社区和创意产业空间,他们有可能成为Mark Auge所说的“非地方(non-places)”:即审美多样性和当地真实性被削减的同质化城市。这会影响城市的活力和辨识度,以及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些城市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如何能够在保持吸引新居民和投资的同时,保护增加其魅力的文化和创意产业?


但其实城市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缓解文化空间的损失,而这样做还能够创造新的机遇。一篇名为《为文化营造空间》(Making Space for Culture)的报告(参考文献4,如需下载请公号后台留言索取)在世界城市文化论坛(World Cities Culture Forum)上发布,它着眼于建议城市采取适当策略保护和发展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创意产业组合,以对抗逐渐增加的外部压力。这些努力涵盖资金和财务、规划和政策、空间的开发和场所的供给。政府干预的程度和强度会有所不同,但是都涉及多种措施的组合拳。


1、伦敦:市长领导的文化空间拯救计划



2015年,伦敦市政厅推出了《草根音乐场所救援计划》(Grassroots Music Venue Rescue Plan)(参考文献5,如需下载请公号后台留言索取)来遏制2007年以来发生的歇业浪潮。伦敦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其中包括了文化,规划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音乐行业的代表,共同研究导致歇业的原因并制定救援计划。


作为计划实施的一部分,2016年市场办公室推出了第一个官方Night Czar,Amy Lamé,一个夜生活和音乐老手,来担任城市音乐社区的领袖。伦敦也开始在规划中实施“变革推动者”(Agent of Change)原则。其中要求任何音乐场所周围的开发活动需要承担隔音责任。这一规划现在由新的伦敦音乐委员会提供支持。该委员会由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音乐行业代表、规划师和旅游专家组成。


这一计划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17年,成为伦敦近十年中第一次没有任何音乐场所倒闭的一年。这些音乐场所将是城市珍贵的文化资产,并为城市经济每年贡献9200万英镑的利润。


2、旧金山:对废旧空间的再开发为文化娱乐空间进行补贴

图五、霓虹灯活动 图:Scott inn., San Fancisco Arts Commission


在旧金山,正在进行的半干预式行动是为文化组织和生产者创造进入低于市场价格空间的机会。社区艺术稳定信托(Community Arts Stabilization Trust, CAST, http://cast-sf.org/)正在努力应对技术驱使的市场压力,由于IT也的繁荣,使得旧金山的租金上涨30%,并让很多艺术性非盈利组织无法在市中心继续存活。CAST提出了一项创新的解决方案,意图购买房产并租赁给非盈利的文化组织。这使得文化组织能够最终从CAST购买属于自己的工作空间,同时对于不想拥有自己空间的组织,CAST借由租金组合来提供可支付的租金。它还提供专业技能和知识,作为艺术机构、开发商和私有资产拥有者等利益相关方间的中介。CAST的方法帮助文化组织提高租赁甚至拥有房产的能力,保护了处于被驱逐边缘的团体的利益。


3、伊斯坦布尔:社交设计与艺术家主导的文化空间开发同期展开


图六、艺术家和当地儿童一起描绘他们所看到的社区 图:TAK Kartal


政府可以通过为社区提供空间来确定适合当地需求的新用途,在文化设施的使用和提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Kartal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具有46万居民的工业区。它开始尝试一项受到政府支持,名为TAK Kartal的 项目。该项目汇集了450位艺术家和设计师,以及1700位当地居民来共同合作重新开发废弃空间。这是Kartal市政府和DESTEK平台公司的合作项目,其中Kartal市政府为项目提供资金,DESTEK平台的250 位设计师组成顾问团队。另外,Kentsel Strateji,由两位最初想到这个点子的设计师所联合创立的私人公司,也参与了这一合作。TAK Kartal 的合作模式已经开始引领城市对负面空间或者废旧空间的改造向向街头艺术和绿色空间转化。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城市有很多方法能够缓解当前的文化基础设施危机。这也证明文化基础设施的维护不能全部交由市场,需要多元群体和利益相关者的公共投资。城市领导者,房地产和城市规划协会,以及广大公众需要清楚自己想要居住在怎样一个城市中-同时是否能够愿意因为无所作为而承担城市变成“非地方”的风险。


Rebecca Greenwald是一名研究者,Yvonne Lo是一名资深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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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全球城市儿童统计报告》


2、《Arup报告:活力城市-为儿童设计的城市》



3、《奥斯汀音乐行业发展统计报告》


4、《为文化营造空间》


5、《草根音乐场所救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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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新媒体编辑:肖莉、蓝皓月

审读: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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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规划师杂志
    发布时间:2019-05-08 1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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