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日报 新闻 讨论 | APP 下载


【 李铁:从国情出发研究中国人口和老龄化问题 】

本站微文频道仅收录微信文章列表索引
点击这里去看文章全文


反馈邮箱 admin@caup.net

李铁:从国情出发研究中国人口和老龄化问题

李铁:从国情出发研究中国人口和老龄化问题
2015-03-12 PICCUD 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本期导读

请点击顶端蓝色字样关注我们↑↑↑

李铁|从国情出发研究中国人口和老龄化问题
沈迟|多规合一:佼佼开局,何以前景堪忧?
文辉|以园镇融合,助推佛山新型城镇化发展

从国情出发研究中国人口和老龄化问题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口问题是城镇化研究的重点,未来人口分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进而会对中国城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谈到人口生育政策时,很多研究都是通过国际比较来进行判断,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发展阶段,脱离了文化等。我们还是应该站在中国国情下去认识中国所出现的老龄问题。

一、站在大格局下研究中国人口发展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过程,而人口问题是城镇化研究的重点。未来人口分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进而会对中国城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人口规模庞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当前城镇化研究的最大弱点在于对中国人口规模重视不够,过多地关注增长速度,却忽视了人口基数庞大的事实。中国城镇化是在13.7亿总人口的国情下实现的,而城镇人口7.5亿,每年进城2077万人。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和人口有关,而且很多问题都是以人均占有量来考量,在衡量排名的时候,都是以人均占有资源量为依据。资源被庞大的人口规模平均后,就导致了再多的资源总量也几乎被稀释得所剩无几,即便增长速度再快,也难以消解这个问题。


人口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口规模。中国的人口总量是日本人口的10倍,城镇人口比欧盟人口总和还要多2.2亿,比日本与美国人口总和还多2.1亿。有着13.7亿人口的中国在增长中快速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会给世界上造成更大的问题。很多学者把重点关注放在经济增长的指数和速度上,在国际比较中重点也是这些内容。但是往往忽视了人口规模总量会带来的变化。同样的指数、比例和速度,放在不同的人口规模下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而恰恰这些问题往往被忽视了。例如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统计引起了我的联想,就是关于收入统计的。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我国占百分之十的最高收入家庭年收入是5.9万;而王小鲁统计的数据,2011年最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为18.8万。这部分最高收入的人口数量就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规模,且收入水平超过3万美金。如果再考虑10%的较高收入家庭,那高收入和较高收入的人口合计大约是2.6亿人口;此外还有80%的中低收入人群。对世界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上对中国的消费购买力的惊叹,实际上正是基于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增长后给世界带来的冲击。

换句话讲,我们今天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给世界带来的冲击。仅仅百分之十的人口就已经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再增加10个百分点的人呢?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也就是说还有几亿人口要从农村进入城镇,要逐步享受这现代文明。那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增加了市场的需求,同时也意味着对资源占有量的增加,而且是以上亿人口为基数,会给有限的地球资源总量带来什么?会与其他国家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是否我们制定人口政策时考虑了这些问题?

同理,我们为什么落后?为什么经常受到一些所谓“唱衰中国”的学者的诟病?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人均差距。中国需要面对的是13.7亿人口,而且从户籍意义上来讲是8亿多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十分低,就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这个基础上谈参照任何其他国家的标准、谈理想化的设计都是迈不过去的坎儿。


(二)劳动力长期过剩是长期趋势


现在很多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不复存在,劳动力供给不足,将出现长期短缺,进而认为需要增加人口。我对此观点不敢苟同。

首先我认为,劳动力过剩是长期趋势,并不是供给不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未来随着经济转型,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趋势将越来越强。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判断,我们已经注意到宏观政策应该尽快地实现转型和升级,因为我们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路径。可是转型升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现象。而目前农村向城镇转移并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有多少会适应转型之后的就业格局呢?未来随着高科技的实现,会大量出现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现象。因此,仍延续传统的人口红利期来解释人口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不能停留在现有的角度,应有前瞻性的趋势判断。

2、农村并没有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当前搞经济研究的人大多对农村的情况不了解,往往从城市的角度去看农村,以为农村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所以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研究城镇化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农村人口的严重过剩。虽然很多人提出“空心村”和“空巢村”的现象,那是因为户籍问题没有解决,改革不到位,城里人排斥农民进城。如果真的出现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状况,那只有在农业的劳动力得到全部释放后才可能实现。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均耕地标准距离规模经营还差得很远,连“适度”都做不到。当前,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38%,事实上的农村人口多达8亿人。像韩国户均耕地1.5公顷,日本户均耕地2公顷,而我国按乡村总人口算,户均耕地仅12.3亩,人均耕地仅3.16亩,考虑到户改和土改的滞后,按户籍口径计算,户均耕地约8.96亩,人均耕地仅2.31亩。如果是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人均估计仅1亩多地。和日本、韩国的户均耕地规模相比,我国适度规模经营还有很大差距,如果农村户均耕地要达到韩国的1.5公顷、日本的2公顷,那么可释放的劳动力可达近2亿人。

刘易斯拐点是基于农业集约化规模经营,且农业劳动力已经转移结束的状态下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状态在中国压根还没有发生,因为农村劳动力没有完全转移出去,而且这还没考虑劳动力替代的现象。发达国家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制度条件,他们并没有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所以劳动力从一产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可以完全释放,何况他们的人口规模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拿着教科书理论来提出“刘易斯拐点”显然是有悖于国情的。

目前大多学者对劳动力总供给进行判断时,只看到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东部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忽视了劳动力全局和我国的产业空间布局问题。

3、已转移的劳动力因户改之后造成劳动时间大量闲置。

我记得樊纲曾经提出过,我国现有劳动力的最佳劳动年龄是16-45岁,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是45岁以后就返回农村,意味着他们还有15年的劳动时间没有充分释放,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被闲置的15年的劳动力资源,其劳动年龄恰恰是技术最成熟的时间,过去工厂八级工基本上都是45-50岁,以及50岁以上的。樊纲的研究值得重视。大量流动就业人口的年龄优势、技术成熟的优势均没有充分释放出来。从劳动力最佳就业时间没有完全得到释放,无法支撑“人口红利已丧失”、“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观点。

4、“我国劳动工资已高出东南亚和南亚的2-3倍”的论证也需要重新研判。

从统计上看,印度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但是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不是已经是印度的三倍,可能并不准确。而且去过印度投资的人知道,在印度吸纳就业有特殊条件就是按照中国的标准可以用一个工人的话,在印度一定要三个工人,虽然效率低下,但这是强制规定。那么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并不存在更多优势。另一方面,近十年来,中国的投资虽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总规模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状态,也是东南亚和南亚不能比的。从这方面来看,认为“我们已丧失人口红利优势”不够客观。另外,中西部就业和产业布局变化的潜力还很大。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增长的格局中,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比较分析中,我们的人口规模带来了什么?人口红利是不是未来可继续发展的优势?我们可能要科学研判。可以肯定,我国目前面临的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过剩,是低水平劳动力的过剩,而且劳动力过剩将是长期趋势。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国际竞争的加剧,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我国未来一定会面临长期的就业压力。


(三)对未来人口流动趋势的判断

人口流动主要涉及到两类人口,一是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外来劳动力,其中1.5亿是跨乡镇流动,1个亿是在本乡镇就业。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流动就业群体就是大约8000万的城镇间流动人口。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趋势有两个方向:一是特大城市,一是5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也就是说在近10年中,这两组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人口规模的城市。另外,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也是一个特点。在5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之所以人口增速快,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多年回乡后,并不是回到村里居住,而是到县城或镇上买房居住。当然他们买房还涉及到农村土改、宅基地置换的推进速度能有多快。如果推进速度快的话,农民会把农村住宅置换出去,然后进城,但是这大概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过渡期。然而,根据我们调查,大量老人不愿意进城,一是有生活习惯的原因,二也有乡土人情的关系。

土改和户改将决定整个家庭迁徙的总趋势。如果土改推进顺利,推进得快,那农民置换土地和房屋进城后,可以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就业机会等,进城会加强家庭迁徙的总趋势。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户改和土改的推进仍存在较大难度,各地户改的态度也并不明朗。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市进京指标的缩减,附加了苛刻的年龄限制,要求博士生研究生毕业35岁以下、硕士生研究生27岁以下,而本科生要25岁以下,否则没有户口指标。而且,北京市16800平方公里的辖区全都是执行一样的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保北京人口的福利,北京人均公共服务供给量是河北、河南、山东的三倍,如果人口越多,财政支出就越高;另外还有对堵车等问题的考虑。因此,我们要预计到改革可能出现一些变化,但这一变化不会很快。

(四)对人口政策的建议

1、人口政策一定要和城镇化相结合。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如果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要提高人口的生活质量,必然要更多消耗资源和能源,而且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国际的竞争会越来越强烈,在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方面不仅国内存在巨大压力,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是越来越强。

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使人口分离状态得到缓解。一方面可节省社会更大的资源,比如春运的大量流动、空巢村不能集中提供服务等,另一方面还可把游离的劳动力释放出来,进而释放服务业的就业空间。我们现在由于城市摊得过大,农村的服务业就业空间释放不出来。

二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配套政策,使人口集聚,集中地开展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

三是人口政策要“稳增长、调结构、适度放宽”。如果我们认同劳动力过剩是长期趋势,认同人口规模还是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负担,那么相对于过去人口政策要适当放开控制,但放开不能太快。毕竟中国的人口压力过大,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增长不是靠人口的优势来解决的,现在世界工厂的劳动力红利优势是要被技术所取代的,因此要增加产品价值,增加服务业就业空间。

2、在国际背景下分析中国人口


中国是处于国际竞争中的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研究中国的人口不能就人口而谈人口,要从大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国际背景下去分析中国人口问题。

所谓竞争,缘于世界资源总量是既定的。以粮食为例,我们每年进口约7000-8000万吨。当前我国国内约21亿亩耕地,国外有7亿亩耕地,粮食实现十一年连增。但是,土壤质量也出现很大的问题。光是农业资源,如何去和国外竞争?此外,在房地产发展的旺盛期,铁矿石等资源的消耗比重过高。再者,美国的资源消耗量是中国的7倍,如果我们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人如何存活?而且能源长期短缺趋势也是存在的。

因此,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在宏观经济大格局下谈人口问题才具有参考价值。

3、要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国情

城镇化、改革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新常态下发生的。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人口家庭化和人口向城市集中,土地要素的集中都是未来会出现的新常态。这些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是在人口资源集中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人口的消耗水平。

我国正面临着大量人口要进城就业的国情,在当前的过渡期,人口过多、资源浪费相当严重,现有管理体制下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存在很大问题。而现在一些大城市要求转移第三产业,控制人口的政策都不符合规律。因此,我们认为将来制定人口政策一定要符合规律,不能受现有利益结构所制约。

4、是否要继续控制人口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长期国策。当年我们曾经反思批判马寅初导致多生了这么多人,如果不批判,真正的采取了人口控制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政策,没有人认真思考。世界上也就是中国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可以实现人口控制,还有其他的温良恭俭让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吗?我们现在已经放开了单独二胎,但是是否继续放,是否彻底取消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可能真的要负责任地进行研究。虽然城市人的生育愿望在下降,但是不等于农村人口的生育愿望也下降。而且如果放开了生育政策,农村人口继续生下去,等于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未来低素质人口负担。还有的学者鼓吹人口红利的发展条件,而忘记了世界工厂给中国带来的代价,环境问题、雾霾问题已经被广泛诟病,自相矛盾的说法从来都不负责任。

5、要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进行补偿

既然每个家庭都为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了牺牲,政府也应该有相应的补偿。例如发放计划生育补贴,制定优生优育的公共服务政策。还有对于失独家庭给与什么样的政府补偿,特别是加大对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失独家庭的补偿力度,都应该相应出台。改革人口控制政策,实际上要强调两手,一手是严控,而另一手是补偿,这样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和人性关怀的两面性。


二、在中国国情下认识老龄化

谈到人口生育政策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趋势,会对我国的人口结构产生消极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当然很多研究都是通过国际比较来进行判断。当然,我对一些国际比较从来不感冒,因为脱离了国情例如人口规模、素质,脱离了发展阶段,脱离了文化等。我们还是应该站在中国国情下去认识中国所出现的老龄问题。

(一)中国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老龄人口,在稳定的家庭组合状态下,替代了一部分本应由社会来承担的劳动就业。

很多家庭是雇不起保姆的,事实上都是由父母或岳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家庭结构中父母或岳父母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劳动力的作用。这是中国家庭化非常典型的特征。中国老龄人口已经替代了一部分就业,但这些又没有完全进入市场。这和中国稳定的家庭组合有直接关系。

(二)中国老龄化社会和国外的区别在于家庭组合不一样。

中国的家庭组合稳定,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国外老年人直接进养老院,而中国养老院办的效果远低于国际水平,有发展阶段的问题,也有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

中国的老年人大多留在家里,并承担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就业,实际上对就业市场是一个挤出效应。日本虽然其老龄化排在第一,但是日本70岁以上的老人还在开出租车、从事清扫、机场搬运工的工作,都是高素质的劳动力。

(三)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劳动等于延长了就业年龄和劳动时间。

中国8亿多的农村户籍人口,产生很多空巢老人、空巢村的问题。但这在国际上并不少见,日本、韩国、欧洲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这些。老人留在农村,承担了种地等农活,等于延长了就业年龄、劳动时间。

在日本,农村小型农机化与老龄化是相适应的。日本是山地,其国土条件呈碎片化,不像中国的平原。因此,日本不能大规模集约经营,只能是小型的农机具,实行“小型农机化”。这种农村小型农机化反而能适应老年人的劳动强度。同时,老龄化也促进了为老龄人口服务的自动化工具的诞生。在家庭小型农场,有很多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自动化工具,提高了农业的技术化水平;在城市也同样。

虽然现在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也较快,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过低。日本农机化造成了农产品价格高,是我们的10倍,但日本有补贴。而我们则补不起,每亩地500块钱,是无法实现农机大规模经营的。解决农村老龄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可能要相应地推进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

(四)分析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要符合中国实际

大量对老龄化的研究都参照欧美,把老龄化危机和欧美国家相提并论,这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1、中国家庭的特殊结构和家庭劳动内化的特征,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去。如果城镇化政策推进得更快的话,家庭分离现象会逐步得到改善,那么中国老龄化出现的问题会比欧美国家淡化很多。

2、我国老龄化的年龄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我国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约74.5岁,日本为83岁。这个年龄差距大致需要几十年才能消除掉。

3、我国劳动力过早退出就业,相当于造成未来的养老负担。原本应该65岁退休的,却提早到了54岁,提早十年由社会来承担,也造成了财政负担过大,社保账户严重亏损,必然对国家造成过重的养老负担。

4、我国就业年限还可延长。如果退休年龄均延长5年,中间还有很大调整空间。

5、老龄化实际上创造了就业的时间和社会抚养的时间。

6、中国老龄化带动老龄产业的发展。各种老龄服务的加强,各种老龄产品的生产,会拉动一定的内需,大致也有上千亿。

(五)未来要提供足够的老年人交往空间

中国的家庭活动和国际不同,有着独特的交往空间。在家庭、社区、乡土文化上衍生出来的中国集体文化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区文化特别发达,后来住宅形式向高空发展,人们住进楼房以后,实行封闭化管理,门对门的人都不认识,也使得社区文化淡化了很多。虽然现在的小区都有老年人和小孩的健身设施,但是这并不是大规模的交往空间。于是,所有公园都爆满,而后大多是老年人。最终就演变形成了社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延伸。

因此,我们要考虑,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如何才能变换一种方式,在更大范围的空间内放大,并提供足够的老年人口的交往空间。

来源:城市中国网,编辑:Hai_JP

本周刊文章均为原创转载请标明作者及出处,合作请咨询微信号Hai_JP

点击查看原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发布时间:2015-03-12 07:59:44

微信公号: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原文链接:查看微信原文



本站文章为自动抓取,如有相关转载权限问题
请邮件:admin@caup.net